比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权仅对全人类而言有意义，是一种自得权，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 [55]，在人类的环境面前，一切社会主体以及为这些社会主体服务的政治组织，都负有义务，都是义务主体[56]。
如果IT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席庭审的全部过程，那么该法院对他们操作设备且/或确保录像过程顺利的要求会更高。摄像机被隐藏起来或最小化到它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
法院联络人向中心发送有关通知和是否同意录像的程序表格，并随附一些其他庭审的电子表格信息，以供内部使用。[17] 2011年至2015年的变化虽小，我们仍对可能与其观点发生变化有关的两种情况进行了测试，即法官年龄和法官的工作经验，然而最终并未找到令人满意的关联。在回答视频录像带来的好处时，3位法官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视频录像带来的任何好处，或者是潜在的危害多于带来的好处。在每个法院内部，参与该试点项目的法官也是自愿的。同样，请记住，虽然我们无理由怀疑这些数据大小表明了当事人拒绝理由的频次，但这些数字并不是对拒绝视频录像做的全面记录。
法院因录像而产生一些矛盾并影响案件的正常进展。综合考虑所有法官的观点，关于试点项目法官的观点总结如下：一般支持或非常支持视频录像的法官人数比一般反对或非常反对视频录像的法官人数多，人数分别为53人和40人，分别占所有受访者人数的49%和37%。[26]必然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的例外推倒出来的，因为受质疑的证据最终需要一个合法的、独立的行为来发现，虽然该行为实际未发生。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诉，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因系刑讯逼供所得，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排除。证据禁止是德国证据制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 同时规制刑事诉讼法上国家职权调查的原则以及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毒树之果原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必然结果。
1920年，在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v. U.S.）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毒树之果的理论。但毒树之果原则的适用会显著扩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过度适用该原则会严重影响警察的侦查活动，降低打击犯罪的效率。
这是因为毒树之果原则虽然有助于保障人权，但却显著的扩大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对警察的侦查活动造成沉重打击。因此，世界范围内，除了文中提到的国家外，西班牙、英国、巴西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也纷纷通过立法或判例确立了本国或地区的毒树之果原则。（三）建立毒树之果原则的案例指导制度 毒树之果原则是一项复杂的证据规则，涉及大量的例外情形、判断标准、裁量因素等问题，很难通过立法进行系统规定。但杀人凶器是衍生自犯罪嫌疑人供述而来的第二次手据，则口供是毒树，该杀人凶器是毒树之果，也应当被排除，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三）排除毒树之果的决定因素 排除毒树之果的决定因素，指的是法官在决定适用毒树之果原则、排除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派生证据时所应当考虑的方面或情况。在任何毒树之果的主张中必须跨越的门坎就是：被要求排除的证据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政府的非法行为产生的结果。[20]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29] 其他国家，如德国，也主张对证据使用禁止放射效力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依据是假设侦查流程理论。
在塞伯特案（Missouri v. Seibert）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警察在第一次讯问前未进行权利告知，但在第二次讯问前已为权利告知的，第二次自白是否排除，应视相关因素而为判断，不当然适用毒树之果原则。因此，法官在决定是否适用毒树之果原则时，应当将警察的违法行为的情况作为首要因素来考虑。
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的弥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遏制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无可争辩的。前者主要规范的是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禁止其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
西尔弗索恩父子随即向联邦法院寻求救济，请求归还文件。在接到法院命令返还文件之前，警方私自制作了该文件的影印件并据此请求大陪审团颁发命令，让被告再次提交该文件资料。也就是说，对于从非法取证而派生的二次证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自动适用排除规则。因此，各国才在承认毒树之果原则的同时，对毒树之果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确立了一系列适用毒树之果原则的例外情形。[12] U.S.v.Wade,388 U.S.218（1967）。其一，如果这类证据得以作为法庭裁判的基础，则证据使用禁止的良法美意，根本无法达成。
[12]1972年，在另一起案件卡斯蒂加案（Kastigar v. U.S.）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违反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特权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使用，这就确立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排除规则的毒树之果原则。相对排除也称柔性排除、裁量排除，指的是即便法院认定某一派生证据与此前的违法侦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不会必然适用毒树之果原则，而是交由法官在个案中具体把握。
而德国则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追求实体真实，希望让更多的证据进入法庭供法官裁判，因此在毒树之果问题上，坚持个案权衡的相对排除方式。另一类是相对排除，以德国为代表。
《刑事诉讼法》亦有此类规定。规定在这些例外情形下，不适用毒树之果原则，承认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区分不同情形，可以或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在各国确立毒树之果原则时，都会充分的考虑本国诉讼实际，从本国的证据理论中寻找根据，并且非常注意新创设的毒树之果规则与原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融合及协调。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的过程中，均相继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派生证据，确立毒树之果原则，其中，又以美、德、日三国最具代表性。
[25] （2）最终必然发现的例外。[7] 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Holmes）在此次判决中指出：法律之所以严禁用某种方法取得证据，其精髓不但在于禁止以该方法取得的证据用于法庭，更禁止其一切的使用。
因为，符合上述条件时，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对于最终的证据结果并无影响。王金建（1988——），男，河南信阳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所以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绝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按照领导党的意志所立的党规高于适用于全国人民的国法，因为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意志实际上高于全国人民的意志。
领导-管理型法治适用于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法治是防止恶劣的人性，德治是弘扬高尚的品德。9.姜义华：《四个全面与中华传统文明》，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法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法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
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我们建构以宪法为统帅、党规为核心的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只是实力悬殊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所谓平等只是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平等和金钱面前的平等，所谓博爱仅仅限定在民族之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称：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是一般社团，通过竞选执政成为执政党，政党在法治中没有特殊的位置。
上述法治理念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相同的政党，而没有从领导党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